​八旗子弟究竟是哪八旗？

八旗子弟究竟是哪八旗？

八旗最初源于满洲（女真）人的狩猎组织，是清代旗人的社会生活军事组织形式，也是清代的根本制度。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整顿编制，分别以牛录额真、甲喇额真、固山额真为首领。初置黄、白、红、蓝4色旗，编成四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4旗，八旗之制确立。满洲（女真）社会实行八旗制度，丁壮战时皆兵，平时皆民，使其军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 努尔哈赤遂于天命年间始设蒙古旗，至皇太极天聪九年（1635年）编成蒙古八旗。皇太极于天聪五年（1631年）先编一汉军旗，至崇德七年（1642年）完成汉军八旗的编制。合称八旗，统率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至此八旗的制度臻于完善。入关前，八旗中的正黄、镶黄两旗由汗王（皇帝）直接统领，其它6旗分别由汗王的子侄统领。顺治八年（1651年）多尔衮死，顺治帝亲政，收多尔衮所辖的正白旗归皇帝统领，于是形成了上三旗与下五旗的格局。

八旗制度最初源于满洲（女真）人的狩猎组织。结伴而行的狩猎活动因人数增多而需统一指挥，其指挥者称为牛录额真，这个多人集体即称为牛录。女真人在对外防御与征伐过程中采取了以牛录额真统领牛录的组织形式，从而牛录组织具有了军事职能。为便于统一指挥大规模的围猎或作战，需将若干个牛录组成一个更大的单位，以旗帜为标志作导引而不使方位错乱。旗帜在满语中称为“固山”，因而这个高于牛录的最大的单位即称为固山，汉语称“旗”。

制度确立

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出身建州左卫的努尔哈赤兴兵，以黑旗为帜。

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建州三卫的统一，统治人丁也不断增多，努尔哈赤另设红旗军亲领，将黑旗军交由胞弟舒尔哈齐指挥。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前后，努尔哈赤对牛录组织首次进行大规模改造与重建，参照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规定300人为一牛录，5牛录为一甲喇，5甲喇为一固山，分别以牛录额真、甲喇额真、固山额真为首领，改编后的牛录被分别隶属于黄、白、红、蓝四旗，以纯色为辨。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建州已经吞并除叶赫之外的所有女真部落，而且蒙古也多有归附。麾下牛录已有百倍于起兵之初的规模，努尔哈赤的军队已不下五六万人。因此，努尔哈赤于该年将红白黑三旗及所领牛录析设为八个旗：原红旗分为正黄、镶黄二旗；原白旗分为正白、镶白、正蓝三旗；原黑旗分为正红、镶红、镶蓝三旗。正四旗旗帜为纯色四方形，龙首朝后；镶四旗旗帜为五边形，黄、白、蓝三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龙首朝前。当时各旗的旗主分别是：正黄旗主和镶黄旗主努尔哈赤、正红旗主和镶红旗主代善、正白旗主皇太极、镶白旗主杜度、正蓝旗主莽古尔泰、镶蓝旗主阿敏。八旗建立自此始，亦即为满洲八旗的源起。

满洲（女真）社会实行八旗制度，丁壮战时皆兵，平时皆民，使其军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

八旗扩充

连年的征战，使这支战斗力极强的八旗子弟获得了不少利益。他们在统一女真各部落，以及同明朝统治者争夺天下的战争中，获得了上百万人口、牲畜、甲仗、兵器，以及大量的金银财宝。努尔哈赤当时仿照明朝的官职，对作战有功之臣分别授与不同的官衔，统兵辖民，并根据贡献的大小，赐与大量的人畜财帛，供其享用。不少官将还领受敕书，子孙后代永远袭职。这样，就使满洲的八旗子弟在进关之前即已形成了一个贵族阶层，享受着特殊待遇。

八旗蒙古

努尔哈赤、皇太极势力增大后，把征服的蒙古族人也编入旗内，统归八旗管辖，被称为八旗蒙古。后金天命九年（公元1624年），努尔哈赤把征服的蒙古族人编成五个"牛录"，隶属于八旗满洲。

八旗组织中蒙古旗与汉军旗的建立比满洲旗稍晚。

清皇太极天聪三年（1629年），已有蒙古二旗的记载，称为左右二营。

清皇太极天聪八年（1634年），改称左翼兵和右翼兵。

清皇太极天聪九年（1635年），后金在征服察哈尔蒙古后，对众多的蒙古壮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编审，正式编组为若干蒙古牛录分属八旗。至此，八旗蒙古出现了。[3]

八旗汉军

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大量汉人被掠为奴，编入八旗满洲之内，成为家内奴或拖克索（农庄）内从事生产的奴仆。同时，为扩大兵源，从为奴的汉人中抽出一些壮丁（规定每20人抽一人当兵），其所需马匹器械由20名汉人共同出钱购买。其壮丁家为汉军户，对汉军户有优厚待遇，比如，可以全家迁入努尔哈赤所在的城中居住，以示信任。

皇太极即汗位后，改变努尔哈赤对汉人的政策，不再把被征服地区的汉人编入满洲八旗人家为奴，编庄别居，减少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对这些汉人，由投降过来的原明朝官员或后金提拔的汉人官员来管理。

清皇太极天聪五年（1631年），创建时汉军单独编为一旗（一说天聪七年）。

清皇太极崇德二年（1637年）分汉军为二旗，旗色玄青，四年分二旗官兵为四旗。

清皇太极崇德七年（1642年），把汉军扩为八旗。至此，八旗汉军正式出现，成为清朝三军之一。所使用的旗帜和满洲、蒙古相一致，即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至此，满洲、蒙古、汉军各为八旗的制度臻于完善。

八旗改色

清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后，为名正言顺及巩固权力，将多铎、阿济格二人统领的正黄、镶黄二旗改色为正白旗与镶白旗，而将自己亲领的原正白旗改色为正黄旗，又夺取杜度的原镶白旗主之位，交由长子豪格担任，改色为镶黄旗。皇太极首先在每旗仍设管理旗务大臣一名，也即固山额真，职责是“总理一切事务”。分散了主旗贝勒的权力，降低了他们的自主性。

清皇太极天聪四年（1630年），阿敏获罪 ，被罢官幽禁后，由他弟弟济尔哈朗为镶蓝旗旗主。

清皇太极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取消了四大贝勒并坐的仪式，改为由皇太极一人“南面独坐”，提高了皇太极的地位。

清皇太极天聪九年（1635年），正蓝旗主莽古尔泰意图谋反事败遭诛，该旗由皇太极所得，皇太极将其与自己亲领的正黄旗混编重组，成为新的正黄旗和镶黄旗，并从中分出8个牛录给予豪格统领的原镶黄旗，又再次将其改色为正蓝旗。

清顺治五年（1648年），豪格因1643年的继位之争被摄政王多尔衮陷害下狱暴亡，正蓝旗又为多尔衮所得，多尔衮将其与自己统领的正白旗混编重组，成为新的正白旗和镶白旗，将胞弟多铎统领的原镶白旗改色为正蓝旗。此后八旗旗色再未变化。

上下之分

八旗本无高低之分。清军入关前，八旗中的正黄、镶黄两旗由汗王（皇帝）直接统领，其它6旗分别由汗王的子侄统领。惟镶黄旗只属于皇帝一人。镶黄旗内除了皇帝之外．没有其他宗室。稍后，皇权进一步加强，正黄旗与正白旗又归皇帝统属。

入关以后，宗室王公皆分隶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等五旗，皇子分府全部拨入这五旗。再无入正黄与正白旗的人。如此始有上三旗，下五旗之分。实际上，上三旗与下五旗只是相对于包衣佐领而言的，而与皇族和普通旗人无关。皇室管家内务府三旗的包衣佐领，主要服务于宫廷。下五旗亦设包衣佐领，皆为王府所属，各随其主之旗。

清顺治七年（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去世，清世祖顺治开始亲政。他为了加强对八旗掌控，亲自统领了原属多尔衮的正白旗，这样由皇帝控制的正黄、镶黄、正白三旗，称为上三旗；由诸王、贝勒掌控的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五旗，称为下五旗，此后终清未改。上三旗较下五旗为崇，是皇帝的亲兵，担任禁卫皇宫等任务，下五旗驻守京师及各地。

雍正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王、贝勒对各旗的控制，严格区分下五旗中的旗分佐领（俗称外佐领）和府属佐领（俗称内佐领）的隶属关系。下五旗中的主要部分旗分佐领，实际上也由皇帝直接控制。诸王及贝勒仅能控制其府属佐领。又以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居左，称为左翼；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居右，称为右翼。镶黄旗又称头旗。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顺治帝将首都从盛京迁到北京，本着“居重驭轻”的用兵原则，将八旗精锐半数驻于京城，是为禁旅。同时亦不忽视对对广大地方的控制，在全国各大省会、水陆要冲、边疆海防，派遣八旗长期驻守，以控扼京师以外所有最重要的军事据点，是为驻防。

主要形成以下几条驻防线：运河驻防线（京师、德州、京口、杭州）、黄河驻防线（德州、开封、西安）、长江驻防线（江宁、京口、荆州、成都）、东南沿海驻防线（杭州、福州、广州）、此外还有京畿驻防线、关外驻防线、塞外蒙古编旗驻防及甘肃新疆驻防线等等——清廷根据旗民分治的原则，在驻防地为旗人筑城别居，或者在城内划出一角令旗人居住，通常称之为“满城”。

康熙末年（1722年），全国已设驻防将军11名，即西安、江宁、杭州、京口、福州、广州、荆州、右卫，以及盛京、吉林和黑龙江。雍正朝添设2名：青州、宁夏。乾隆朝对八旗驻防有较大调整，增绥远城、伊犁、成都共3名，裁撤京口、青州和右卫3名，总数为13名。另有察哈尔都统，以及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于乌鲁木齐增设的一名都统。

这样一支不仅常驻于边疆，而且常驻于腹里内地的制度化的武装力量为历朝所未有，是满洲统治者维护统治的主要工具。而它所监视、控制的主要对象则是绿营。[7]

直至18世纪中叶，八旗营区终于系统地分布于全国的军事要地，实行永久性的驻扎。

走向衰落

清代编入八旗的“旗人”与不在旗的民人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入关伊始，清廷即采取了大规模的“圈地”活动，圈占民人的大批良田划归旗人；豁免旗人的税赋与劳役。优惠政策造成了旗人的颓废和寄生性，致使其后代骑射荒废，甚至出现“生计”问题。

俄罗斯佐领

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对俄雅克萨之战胜利，沙俄侵略军中有101被押至北京。康熙年间，八旗满洲佐领的标准丁额为100人。在北京的俄罗斯人达到百人，正好符合编设一个佐领的条件。公元1685年，清政府发布了命令，这些阿尔巴津人被编在了负责保卫京畿的八旗兵的镶黄旗中，为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驻地在北京东直门外的胡家园胡同。不仅如此，清政府对俘虏中的军官分别赐予了四品至七品的官衔，同时像对其他满人一样，赐予了他们房屋、土地，并隔一定时间给予津贴补助，并且将步军统领衙门里的女犯赐予他们为妻。

高丽佐领

明末清初部分朝鲜人通过强行迁入和自行迁入两种方式迁入到中国东北境内，强行迁入的主要是战争中被俘虏的朝鲜兵。迁入中国的朝鲜人，有一部分被编入了八旗，其中43姓被载入在满洲民族认同上具有法律效用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被编入满洲八旗的朝鲜43姓，在旗籍上，主要分布在除了镶黄旗和镶白旗的满洲各旗中。初归满洲的朝鲜人的首领头目一般授予通事官,随着朝鲜姓氏逐渐融入满洲，清王朝从中央到地方机构，从部院衙署到军旅，从文职到武职，都有朝鲜人任职掌权。在八旗佐领编制上，纳入满洲的朝鲜43姓分别被编入八旗满洲旗分佐领和包衣佐领内，或专置朝鲜佐领、高丽佐领，或散编其它佐领内，多数人被编在包衣佐领内。专置的朝鲜佐领和高丽佐领共有八个，其中朝鲜佐领六个，高丽佐领两个。朝鲜43姓在编入满洲八旗之后，参与了后金（大清）的各项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满洲关系密切。他们在后金（大清）与朝鲜的交往中充当通事官，参加了后金（大清）的一系列战争，金氏新达理家族和韩氏韩云家族世代为官，为清王朝提供各式效力人才。他们为后金(清)新兴政权的建设与巩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得到满洲贵族的信赖和认可。

从顺治、康熙年间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现追求享受、战斗意志衰退的倾向。在前线指挥战斗的亲王、郡王和贝勒们"逗留观望。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机"。在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八旗军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绿营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间的一些重要战争，如柴达木之战、平定大小和卓之战、大小金川之战中，尽管参战的八旗官兵数量有限，其中一些号称精锐的八旗部队的表现却不如绿营兵，昔日敢打敢冲的作风已不复存在。

乾隆中期以后，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生活日益奢靡，庞大的官僚机构愈加腐败。那些贵族上层已形成颓风难挽的局面。到了清代末叶，那些八旗子弟已完全成为寄生虫。发展到贩卖人口，当卖军中的盔甲器械。大量正身旗人下降为佃户，甚至沦为流民、痞棍和无赖。

清末，八旗军逐渐演变成专靠国家供养的社会救济组织，失去了起码的战斗能力。1799年清军在镇压白莲教大起义时，曾一度把京营八旗中最精锐的健锐营和火器营派往前线，结果因军纪败坏，不听约束，未及投入战斗就被迫撤军回京。

民国成立之后旗人特权被废除，失去了经济来源又不会生产劳动的旗人多穷困潦倒甚至男盗女娼。

八旗制度与清政权相始终，它既是清王朝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也使清王朝最终走向衰败没落之路。

满族的先世女真人以射猎为业，每年到采捕季节，以氏族或村寨为单位，由有名望的人当首领，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单位进行集体狩猎的组织形式，称为牛录制。

八旗的最小单位是牛录（牛录意为大箭；额真，又称厄真，意为主。满语：niru i ejen），每300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1人；牛录既是一种社会组织，也是作战时的一个单位编成，每牛录300户，每户出一个壮丁，父死子继，兄亡弟代，在全军出动时才有每牛录300人。一般作战，每牛录只有几十人。

1甲喇（队），设甲喇额真（参领）1人；

5甲喇为1固山，设固山额真（都统、旗主）1人，副职一人，称为左右梅勒额真（副都统）。

八旗的组成是满洲八旗300牛录，其中包括约100个已经满族化的蒙古牛录，纯粹满洲牛录仅210个。蒙古八旗129牛录和汉军八旗167牛录。终清一代牛录的数字增加不多。

据史籍记载，当时编有满洲牛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汉军牛录16个，共400个。此时所编设的八旗，即后来的八旗满洲。清太宗时，又建立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旗制与八旗满洲同。八旗由皇帝、诸王、贝勒控制，旗制终清未改。

注：本文摘抄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