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的合法化及其规制

安乐死的合法化及其规制

伴随自杀的去犯罪化，以及病人自主权（特别是临终病人善终权利）的确立，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凸显出来。与自杀相比，因涉及第三人介入，安乐死的自愿性面临强迫风险。例如，病人原本不愿安乐死，但被他人强迫自杀，这与自愿自杀存在本质区别。围绕安乐死的法律争议，关注的不仅是维护生命的不可侵犯性，还涉及安乐死滥用的风险。

有效规制强迫风险，是安乐死合法化的前提。荷兰率先推进安乐死合法化，除得益于宗教宽容理念外，更重要的是法律界认为，安乐死属于病人自治范畴，为避免立法禁止和实践默许的混乱状态，有必要对安乐死进行透明化的法律规制。在重大案件推动下，荷兰政府和皇家医疗协会公布了医生实施安乐死的条件，医生遵循有关条件将免遭起诉。1990年，雷米林克委员会针对安乐死实践进行专项调查，结果并未显示存在滥用情形。2001年，荷兰议会通过了《依申请终止生命和协助自杀（审查程序）法》，开启了安乐死合法化的先声。此后，比利时、加拿大魁北克省、美国加利福尼亚等州、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新西兰和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陆续推进安乐死合法化。

相比之下，由于美国联邦法律禁止协助自杀，联邦最高法院不得不审慎甄别协助自杀与撤除延命医疗措施，但这种做法难以避免法律禁令与实践默许的困境。一项针对2000名医生的调查发现，约有18%的医生愿意违反法律，向病人开具致死的药物或者给病人注射致命药物。实际上，如果医生和病人对使用药物协助自杀的做法达成共识，由此导致的病人死亡并不会被执法机构知悉；即便执法机构知悉协助自杀的情形，检察官也较少启动追诉程序。鉴此，与其教条地反对自杀和协助自杀，不如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致力于避免自杀和协助自杀的滥用风险。

虽然同属普通法系国家，加拿大从病人自治角度出发，破除了自杀和协助自杀的法律禁令，形成了更加理性、包容的尊严死亡法律哲学。1972年，加拿大废除了禁止自杀的刑法规定，迈出了破除自杀禁令的关键一步。不过，对于协助自杀行为，加拿大《刑法》第241（b）条仍然将之规定为可指控犯罪。同时，加拿大《刑法》第14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同意他人导致自己死亡的行为。随后，禁止协助自杀的法律规定遭到挑战，但在1993年Rodriguez v. British Columbia（Attorney General）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认为，禁止协助自杀的法律规定符合宪法。

随着病人自治的呼声日益高涨，加拿大最高法院在2015年Carter v. Canada （Attorney General）案中认定，刑法第241（b）条和第14条违反《加拿大宪章》第7条的规定；对于适格成年人明确同意终止生命，并因处于严重和不可救治的医疗状态（包括疾病或残疾），遭受无法忍受的痛苦的情形，刑法禁止医生协助死亡的有关规定不再具有法律效力。据此，那些患有严重疾病，遭受无法忍受的痛苦的病人，可以寻求在医生协助下自杀。在加拿大最高法院看来，刑法禁止协助自杀的规定，剥夺了个体对身体完整和医疗措施的决定权，侵犯了生命、自由和安全权利，违反了基本公正原则。在废除自杀禁令40余年后，加拿大最终废除了协助自杀的法律禁令。加拿大以宪法权利为基础，确立了尊严死亡的正当性依据，这是法律和司法理念的巨大进步。

基于上述分析，从松解自杀禁令，到允许撤除延命医疗措施，再到允许医生协助终止生命，是尊严死亡法律制度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尽管发端于一般意义上的病人自治，但尊严死亡主要关注的是临终自治。从规范意义上讲，尊严死亡法律制度是在适用对象、条件和程序等方面具有严格限定的制度安排。同时，在病人自主权的权利体系基础上，尊严死亡还包含一些特殊的权利要素。